降魔的2.0：现代诸神的不快乐时代

在精神的三我（本我，自我，超我）结构中，本我已经被默认为被压抑的潜意识，这是一种弗洛伊德主义的解释。后世，弗洛伊德的工具被当成了随处敲打的锤子，一方面这被用来适应核心家庭现状的伦理，另一方面则变为戏谑的庸俗的“性决定论”，这一性的社会关係被挪用，导致本我到超我的形成过程被当作从坏到好——也就是#理性压制非理性#的过程，超我即理性化身，它就代表“好”。

所以我们看到的超我的化身——上帝总是暴怒的，犹太人的耶和华是禁忌，也是恐惧，与其说真的“存在”耶和华天火焚城，不如说这是犹太人对于摩西的尊敬而製造如此形象，却又使得他们的父亲狰狞万分，他们为了#维护共同体#的存在，便需要这个父亲——不管摩西或者耶和华在历史上存在与否，也需要祂来保持律法和内部统一。

现代（或许是“后”现代）的父亲总是缺席的，就像耶和华在惩罚后匆匆离去一样。这从不是为了找寻某种父亲的实质性存在，而是其悖论——#死父亲才是好父亲#，父亲是作为隐喻存在而非实在——为了获得菲勒斯，孩子早就已经抛弃实在父亲而转投象徵父亲，即受象徵阉割而跟随菲勒斯的诡计。

所以，小马和豪仔没有父亲，却返回到更“早”的阶段，也就是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，母亲是孩子进入人世认识的第一个人，在这意义上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大他者。那时候还没有父亲的建制，也没有立法。在这一场域中则是#不受人世管辖的“人”，就是非人#，在戏中则表现为精灵及鬼，它们也有善恶，但是，判官在哪？一神论不把善恶归于上帝，而是归于人的知性——人的善恶不是道德上好坏，而是一种理解能力的背反，所以最重要的是#人的关系#而不是上帝（耶稣代表现世上帝死亡之后则更明显），上帝在这裡只是一个惰性能指，也就是并不直接出现。

因此，《降魔的》中是没有法官的，也没有法庭，这一前意识形态的环境更接近想象界，也就是律法还未订立，也没有建制（人世才有建制）。这裡也可以解释为何大他者代表的不是某个人，而是象徵秩序——身为执法者的嘟嘟sir就是依靠大他者授权，但是他不是大他者本身，同样地，接受符号化的人也没法理解小马的世界（灵界）——因为鬼是没法象徵化的，接受了象徵秩序（阉割后）的人是没法理解。甚至这裡可以再进一步，#大他者是上帝的建制#。

但是，现世，或者说是世俗社会是没有上帝的。小马和豪仔的母亲热心求神拜佛，这反而证明了神的缺位，而只剩下偶像崇拜来缓解当代人的无力感。这裡需要区分恐惧和焦虑——恐惧是有客体的，即总是会怕某样事物，但是#焦虑是没有客体的#，换言之，焦虑是来自未来的不确定性，大他者（象徵秩序）也由此诞生，这是为了缓解人的不适，也是阻挡了人们看到未来的不可测的X。

所以上帝已死，却永远“死不透”。对于小马而言，他不像母亲一样相信偶像，他的焦虑并不是来自生活，而是反生活:他对豪仔的内疚是最大的焦虑来源，还有对石敢当的承诺，他从一个游手好閒的“毒男”变成降魔人全因石敢当，从这一角度看石敢当才是他的象徵父亲。另一方面，上帝已死不是带来灾难（或许会有损害），而是开闢空间，上帝变为人，却超越普通人——精灵就是现代诸神，但是#诸神是超越人世的#，它们并不收纳于人世，既不守法，法也不保护他们——大他者不存在在这裡则更意味着自由的深渊。

浑浑噩噩的小马突然要承担重负，他本来只是一个“大细路”，可以在想象的庇护之下无忧无虑，做个普通的士佬。但是这种快乐被降魔的重担干扰，这一看似崇高的使命却令他从一个常人跌入了灵界——他能看到灵体，朋友也是灵界的，#他事实上变成了一个非人，却要拯救俗世#，过去的幻想于是破灭。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麽小马遇事就临急抱佛脚，因为他是人，也不是人，他处于现实和非现实的交界，也是他的神经症之源。何况整部戏就不是讲降魔，而是为了表现#从常人变成非常人的焦虑#。

在此则是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的矛盾。所有人都可以简简单单的做个岁静，这就是快乐原则——这是从孩童阶段延伸至成人时代的“本性”，但是这种快乐从来都没法满足，反而会引致紧张。当小马要一家团圆，要逃避降魔责任的时候，他却面临着紧张状态——他必须回到现实，直面匮乏——豪仔始终是魔，他的降魔职责与家庭伦理冲突了。在这一意义上说，#快乐原则是伴随着不快的#，而回到现实是为了疏解紧张状态。这同样是反直觉的——不是先感受现实才有快乐。快乐原则是更早的，接受符号编织后人才会意识到匮乏和死亡（在想象界中没有死亡，因为在那裡根本没有编码和隐喻），#现实原则#也因此变成了力比多之坝，后世的慾望“流体”则变成剩馀享乐。

但是，这裡既不是说要追寻快乐（不快），也不是说要符合现实。小马面对#最小物化#的催逼——人是受限制的，没有脱离物质而存活的人。最小物化在这裡就是表明人的连结——你要把自己当成社会的一员，才有可能成为人。这表现的同样是现实和幻象的关係。所谓的#现实就是幻象的堆积#，一旦失去了幻象（这种精神的先决条件，也是在想象界中的精神基础），反而会令人无所适从，这造成的最大的弊端还不是难受和不适，而是反思的失败——一旦失去了这种以现实之名存在的幻象，我们会失去所有！所以#最小物化是人的牺牲，也是人的确立#，如果没有最小物化，也就没法追溯过往的潜能，而真理事件之所以为真理事件，就在于主体生成于这种回溯的过程中。因此拉康教导说不要因为幻象而去除幻象，而是看清楚一点：幻象构成现实。常人生活，如衣食住行，赚钱养家是最小物化的成果，降魔人也没法逃避这点，但是成为降魔人，生活就已经降维了，甚至可以说：#降魔人被生活抛弃了#。

因此，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主人话语的运用：

【他的快乐时代】

 https://www.douban.com/doubanapp/dispatch/review/12566181

为什麽不应该把马明和马季混为一谈？为什麽这不是（马季的）快乐时代？因为#现实-幻象之维就是现实#，而毋须找到马国明的某种生活。谈论马季就是在谈论现实，对于我来说，最重要的视域则是#无神论#——在戏中，现代诸神如何存在，在没有国王的社会，如何令每个人成为“无冕之王”？回到戏外，如何在世俗社会中找到超越常人的地方（你可以称之为革命），而革命者又该如何#处理自己的慾望#？如果看过拍戏的NG片也可以看到，马明和马季是经常被演员混淆的，这种弗洛伊德口误就代表了马明“侵蚀”了马季，演员本人应该和角色保持距离，起码在观众的视域中应当如此。所以，必须保存马季而不是马明——一个毒男、深受最小物化影响，没法脱离亲情和金钱世界，但是他有着耶稣的影子——天降大任于是人，他将向死而生，时刻准备和旧关係决裂。所以并不成功的兄弟情才是最大的成功——杀死豪仔，也是杀死了这个爱恨纠缠的客体，拆掉了驱力的脚手架。